幽默和讽刺都包含某种优越感，但其间有品位高下之分。嘲讽者感到优越，是因为他在别人身上发现了一种他相信自己绝不会有的弱点，于是发出幸灾乐祸的冷笑。幽默者感到优越，则是因为他看出了一种他自己也不能幸免的人性的普遍弱点，于是发出宽容的微笑。
幽默的前提是一种超脱的态度，能够俯视人间的一切是非包括自己的弱点。嘲讽却是叫着劲的，很在乎自己的对和别人的错。–周国平
我用语词之锁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打开锁来，发现感觉已经死去。–周国平
流行的小散文模式：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给人一点廉价的小感动，一点儿模糊的小感悟。
人得的病只有两种，一种是不必治的，一种是治不好的。
人们争论的问题也只有两种，一种是用不着争的，一种是争不清楚的。
无聊：缺乏目的和意义。
无聊的天性：没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目的，创造一种意义。
如果消遣也不能解除你的无聊，你就有点儿深刻了。
也许这近于某种禅境。我必须承认的是，我自己这达不到这种境界。一个人要达到这种无牵无挂的境界，上者必须大觉大悟，下者必须没心没肺，而我则上下两头皆够不着。
有时候，专长=习惯=惰性。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对任何做惯了的事情都可能入迷，哪怕这事情本身既乏味又没有意义。因此，应该经常有意识地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想一想它们是否真有某种意义。
遇到那些愚昧，蛮横的恶人时，我不禁想：贵族主义是对的！
小市民聚在一起，最喜欢谈论的是两件事，一是别人的不幸，还啧啧地叹息着，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另一是别人的走运，还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以表示自己的正直。他们之热衷于“同情”他人的痛苦，与他们之热衷于嫉妒他人的幸福，其实是同一份德性的两种表现。
早晨，我一边跑步，一边竭力回想刚才出门时闪过的一个念头，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并且未能及时捕捉住而感到懊丧。跑步结束，步行到家门口时，我想起来了，那念头是：今天别忘了买几样已经用光的东西——料酒、白糖、洗涤剂等等。
有大气象者，不讲排场。讲大排场者，露小气象。
恶德也需要实践。初次做坏事会感到内心不安，做多了，便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不觉其坏。
成熟了，却不世故，依然一颗童心。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兼此二心者，我称之为慧心。
对人生的觉悟来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难然后开悟，慧根也未免太浅。
人不由自主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于是我们有了“怀才不遇”、“红颜薄命”、“大器晚成”、“好事多磨”等说法。
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爱得深了，潜在的父性或母性必然会参加进来。只是迷恋，并不心疼，这样的爱还只停留在感官上，没有深入到心窝里，往往不能持久。
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亲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不是想要被人疼的孤儿？
一切迷恋都凭借幻觉，一切理解都包含误解，一切忠诚都指望报答，一切牺牲有附有条件。
说到底，在这世界上，谁的经历不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心灵历程的悬殊才在人与人之间铺下了鸿沟。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一生难得有几回。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呢，我们无论讲什么，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为了表达情绪而写诗，后来就为了写诗而寻找情绪，制造情绪。你整天生活在情绪中，离开情绪就活不下了。小心，别宠坏了你的情绪，别让情绪宠坏了你。
幸福是一个抽象概念，从来不是一个事实。相反，痛苦和不幸却常常具有事实的坚硬性。
幸福是一种一开始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拥有的东西。
幸福和上帝差不多，只存在于相信它的人的心中。
世人把人生的归宿安排在晚年，竟然把安度晚年看作一种幸福。一本即将焚毁的书，何必去操心它有没有一张光滑的封底呢？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搅扰别人。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与过分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和他没法谈任何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会恼怒。不过这并不可怕，我可以一走了之，反正他对我的拂袖而去也是满不在乎的。可怕的是与过分认真的人打交道，因为我无法摆脱他，和他甚至不能开一句善意的玩笑，他对玩笑同样也是认真对待，纠缠不休。当我不得不和这样的人耐心周旋时，我觉得自己是在被迫演戏，扮演一个和他同样认真的角色。小心谨慎地扮演一种认真，演这样的戏未免太沉重了。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我们年轻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多半不缘于它自身，而缘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那是一个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我们好歹要崇拜一个什么人，如果没有，就崇拜一本什么书。后来重读这本书，我们很可能会对它失望，并且诧异当初它何以使自己如此心醉神迷。但我们不必惭愧，事实上那是我们的精神初恋，而初恋对象不过是把我们引入精神世界的一个诱因罢了。当然，同事它也是一个征兆，我们早期着迷的书的性质大致显示了我们的精神类型，预示了我们后来精神生活的走向。
年长以后，书对我们很难再有这般震撼的效果了。无论多么出色的书，我们和它都保持着一个距离。或者是我们的理性已经足够成熟，或者是我们的情感已经足够迟钝，总之我们已经过了精神初恋的年龄。
完整充实的自我是进入好的写作状态的前提。因为完整反而感到了欠缺，因为充实反而感到了饥渴，这便是写作欲。有了这样的写作欲，就不愁没有题材，它能把碰到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食物并且消化掉。可是，当我们消散在事务和他人之中时，我们的自我却是破碎虚弱的。烦扰中写出的作品必有一种食欲不振的征兆。
自己未曾找到伟大的幸福的人，无权要求别人拒绝平凡的幸福。自己已经找到伟大的幸福的人，无意要求别人拒绝平凡的幸福。
华人在西方社会都很有成就，但是没有大师，出不来爱因斯坦、海德格尔、卡夫卡、什么原因呢？
原因当然不在智力上，而在气质上。
中国人中庸。西方人走极端，古罗马疯狂享乐，中世纪严格禁欲，这种彻底性往往会出大师。他们也讲中庸，然而是结合了两极的中庸。
中国人文化缺乏悲剧意识。儒家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齐生死，都不肯正式死。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都躲开了世界的可怕边缘，出处之选择，无非进身保身之道。中国人的眼界局限在社会之内，没有形而上的冲动。所以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其实是处世术，道教其实是养身术，儒道释合流其实是统治术。
当我忙忙碌碌时，我多么厌恶自己。宿舍熄灯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蹲在走廊的灯光下写诗。我喜欢那时候的我。
我无求于人。求朋友会伤害我的虚荣心，求敌人会伤害我的骄傲。
我不愿使人为难，也不愿自讨没趣。
他们很狂，个个都是天下第一。我能说出的狂言只有一句：“我是天下第一不狂的人”。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给某人一笔惠赠，开始时他会惊讶，渐渐地，他习惯了，是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惠赠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怨恨你。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向某人敲一笔竹杠，开始时他会气愤，渐渐地，他也习惯了，视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勒索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感激你。
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类感激和怨恨的全部心理学。
早年受挫的小愿望是怎样地困扰着我们呵。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许会念念不忘要在拒绝刊登他的处女作的某个小刊物上发篇东西。一个享尽山珍海味的大富翁，也许会把贫困的童年时代求而不得的某种小点心视为最美味的食品。
当我们缺少一样必需的东西时，我们痛苦了。当我们渴求一样并非必需的东西而不可得时，我们十倍地痛苦了。当我们不可得而别人却得到了时，我们百倍的痛苦了。
就所给予我们的折磨而言，嫉妒心最甚，占有欲次之，匮乏反倒是最小的。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而又渴望有欲望之时，他便感到无聊。
我买了一张书桌，抬回家，才发现桌面上划破了一块。于是，几个钟点内，老是看见这斑点，老是想着这斑点。整张桌子不见了，浓缩成了这一个斑点。当它不属于我时，我对斑点视而不见，那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点。一旦它属于我，就是怎么也看不顺眼的致命弱点了。物如此，人是否也如此呢？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